当年，沂蒙山区生活着420万人，其中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支前，10万人血洒疆场。而在庞大的支前群众中，大部分都是女性，是她们让“沂蒙红嫂”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共和国的史册上。

今天通过两首歌，让我们一起走近沂蒙红嫂的故事，了解歌声中道出了多少感人至深的往事。

掏空家底 尽力救伤员

这首歌叫《沂蒙颂》，歌中唱道“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谊长，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这里面的故事取材于沂蒙红嫂祖秀莲的亲身经历。

1891年，祖秀莲出生在山东省沂水县的桃棵子村。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了本村妇女救国联合会，和青年妇女一起，磨军粮、做军鞋，参加抗日活动。

1941年冬，日军调集5万多人，对沂蒙山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这一天，祖秀莲一推开屋门就吓了一跳，一个浑身是血的八路军战士倒在了她家的院子里。虽然战士已经说不出话，但祖秀莲一下就明白了情况，直接将他架进了屋里。

在给战士喂水的时候，她才发现，水喂进去多少就流出来多少，仔细一看：原来，子弹竟然打穿了战士的嘴，破碎的牙齿被碎肉包裹着，已经塞满了战士的嘴巴，而他的身上还有好几处刀伤和枪伤，他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

原来，这个战士叫郭伍士，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的侦察员，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敌人发现。

祖秀莲的堂孙张道森回忆说：“郭伍士被日军打了一枪，肚子还被刺了三刺刀。小时候我曾问过他，还看到他的肚子上有个大疤痕。”

郭伍士给孩子们看的疤痕来自于日军的刺刀，中弹后，日军怕他没死，又在他肚子上刺了三刀。不过，好在子弹和刺刀都没有伤到他的要害，日军走后，他竟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凭着坚强的意志，他向桃棵子村跌跌撞撞地走去，而就在生命垂危之际，祖秀莲出现了。

看着伤成这样的小伙子，祖秀莲那叫一个心疼。她把手伸进郭伍士的嘴里，把那些碎牙一颗一颗抠了出来。然后又给他烧了盐水擦洗伤口、喂水喂饭。

为了不让日伪发现，她叫上了几个游击队员，把郭伍士背到了村外一个石洞里，每天悄悄躲过敌人，到石洞送水送饭。

由于郭伍士负伤过重，必须吃些有营养的东西才能更好恢复，可当时日军扫荡频繁，家家户户仅有的一点能吃的东西都被抢光了。祖秀莲把家里的面缸刷了又刷，总算弄出了一点面来，做了糊糊给郭伍士吃。

几天后，郭伍士伤口化脓，高烧不退，已经进入半昏迷状态。祖秀莲急得到处打听药方，采集草药熬药给郭伍士喝，还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两只母鸡都杀了熬成汤，给郭伍士增加营养。

她的堂孙张道森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时候没有东西吃，家里养了两只老母鸡，我三爷爷把鸡杀了熬成鸡汤，每次给郭伍士送饭都会带点鸡汤给他增加营养。”

就这样，在重伤和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祖秀莲硬是将郭伍士救活了。一个月后，部队找到了郭伍士，将他转移到纵队的一家医院治疗。

临别之际，祖秀莲拉着他的手说：“孩子，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就去教训鬼子！不管走到山南海北，一定捎个信回来！”

郭伍士也满含热泪地说：“大娘！无论到哪个地方，我永远都不会忘了您，您就是我的亲娘！”

母子重逢 安享晚年

就像承诺的那样，郭伍士在医院养好了伤，重返了抗日前线。

抗战胜利后，他在部队后方仓库工作。1947年，36岁的郭伍士因伤复员，好多和他一块复员的同志，都返回自己的家乡。郭伍士的老家在山西省，兄弟四人都参加了革命，当时老家还有两个兄弟。

虽然思乡心切，但更令他放不下的是他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朝思暮想的沂蒙山的乡亲们，有他做梦都想再见的那位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但却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大娘。于是，郭伍士决定留下。

在他的要求下，上级安排他到沂南县工作。他依然没有忘记寻找恩人，于是他做了一副挑子，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边卖货，一边打听自己的救命恩人。

直到1956年，郭伍士来到了桃棵子村，当他看到那条熟悉的村路时，便再也忍不住了。他一面哭着，一面放下挑子，沿着记忆中的道路，推开了那扇自己寻找多年的院门。

当看到眼前那位头发花白的大娘后，哭着大喊：“娘！我是郭伍士啊！您还记得我吗？！”

祖秀莲和郭伍士的合影

当年送走郭伍士后，祖秀莲就把这事埋在了心底。对她来说，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八路军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她从没想过，时隔15年，他们竟然会再次相见！

此时，祖秀莲的老伴已经去世，儿子也病逝了，这让郭伍士非常难受，为了报恩，他正式认祖秀莲为母亲，并且在两年后举家搬迁到了桃棵子村。乡亲们接纳了他，并且出物出力，帮郭伍士家盖起了房子，这个山村从此多了一户郭姓人家。

祖秀莲和郭伍士的合影

郭伍士每个月都会拿出一部分生活费，供母亲零花，还经常给老人买衣服、买好吃的。

郭伍士的女儿郭文荣回忆说：“家里攒了两个鸡蛋，我娘就叫我送给奶奶，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舍不得吃，都会给奶奶送去。我们都想着奶奶对我们的恩情。”

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报答全村人的恩情。

郭伍士帮助村里争取来蒙古羊、蒙古牛养殖，还争取来了一台“泰山牌”拖拉机。作为老八路，他还帮助村里训练民兵。至于祖秀莲，她虽然到了垂暮之年，可仍然闲不下来，平时不仅帮郭伍士带孩子，还到南墙峪水库工地劳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著名作家刘知侠得知了这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他来到桃棵子村，以此为线索，并结合沂蒙山老区众多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创作了极负盛名的《沂蒙山的故事》和《红嫂》等作品，沂蒙红嫂的故事从此广为人知。

京剧《红嫂》

1977年7月，沂蒙红嫂祖秀莲去世，享年86岁。在病逝的前一年，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而在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刻，郭伍士一直陪在她身边。7年后，郭伍士也去世了，家人按照他的遗愿把他葬在了祖秀莲的墓地旁边。

祖秀莲的墓地建在一处坡地前，那里长满了蒿草和小花，在那块青灰色的石碑上，有两句这样的评价：“战争年代的红嫂，建设时期的英模。”

姐妹无血缘 齐心来支前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送郎参军》，它是拍摄于2009年的电影《沂蒙六姐妹》的插曲。那这沂蒙六姐妹到底是谁？她们又做了什么值得拍一部电影呢？

故事发生在山东省临沂市下属的烟庄村，那里是六姐妹的故乡。

这六个姑娘和早年的沂蒙妇女不太一样，她们不裹脚，婚姻都不是包办的，而且她们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1938年的时候，八路军的115师开赴山东、进入沂蒙山区，开展了妇女革命，沂蒙六姐妹就是受了八路军的影响才会拥有这么进步的思想。

那这六姐妹到底是谁呢？我们一个一个来了解——

张玉梅，生于1928年，13岁时她和家人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来到了烟庄村，18岁时她就当上了村长。

伊廷珍，烟庄村本地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副村长和识字班班长。

杨桂英，她嫁给了烟庄村的农民共产党员，受丈夫的影响，她也加入了共产党，同时担任村妇救会会长。

伊淑英，烟庄本地人。她出身贫寒，家人都是为革命牺牲的，还当过别人的童养媳。1941年加入共产党，从此开始组织本村妇女积极展开抗日斗争。

冀贞兰，1946年嫁到烟庄村后就开始与本村妇女一起开展支前工作。

公方莲，她幼年丧母，与父兄相依为命。四五岁时跟随父兄闯关东，东北沦陷后，一家人返回了老家烟庄。她的父亲一直把做货郎生意当掩护，从事抗日工作，公方莲也担负起了掩护革命同志的任务。解放战争时期，她一直积极参加拥军活动。

沂蒙六姐妹

通过描述可以得知，这“六姐妹”并不是亲姐妹，她们年纪相仿，又同时在解放战争时期一起带着全村妇女开展支前工作，因此才被称为“沂蒙六姐妹”。

不计代价 生死与共

那时候，村里的三百户人家，男的都上了前线，就连六七十岁的老人都给部队带路去了，小小的烟庄村，一时间留下的都是妇女。

1947年，孟良崮战役在沂蒙大地打响，当时，我军为了创造战机而频繁运动，部队食宿要人张罗、区里派任务要人操办。六姐妹急在心里，大家一合计，决定共同挑起领导全村支援前线的任务。

伊淑英的儿子郑卜奎回忆说：“八路军当时非常苦，来我们村修整，战士们没得吃、没得穿，我母亲没有布，就把自己的大衣撕了给他们补衣服，用野菜、豆面做成粥给战士们喝。”

看到很多解放军战士都赤着脚，被山路上的石头磨得淌血流脓，六姐妹心疼坏了。她们当中，冀贞兰的针线活是最好的，她就带着姐妹们一起打壳子、弄帮子、纺线拧麻绳。鞋面布料不够，她带头捐布，把丈夫赚来的布头都捐了出来。还把自己才洗了一次的衣服大襟撕下来做了鞋面布。

一只鞋底要纳120行，一行要过30多针，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做军鞋，搓麻绳要用腿帮忙，时间长了，大家把腿都磨破了、手也搓肿了。伊淑英当时身怀有孕，行动艰难，但她刚生完孩子三天，就继续起来干活了。

有一天，通信员送来紧急通知：两天之内要将5000多斤粮食加工成煎饼。六姐妹就分头去村里动员群众，可村里能干活的妇女只有80多人。她们对这些妇女说：“想想前线的战士在流血，俺们妇女就是拼了命也要把煎饼摊出来给部队送去！”

入夜时分，大家聚到几个院子，磨面、生火，开始烙起了煎饼。伊廷珍的儿子徐美安说：“推磨的时候，那个磨盘很厚，两个人才能推得动，磨一大盆糊得推五六个小时的磨，腿肚子和腿都累得直打哆嗦。”

面对着成捆成捆香喷喷的煎饼，姑娘们再饿也舍不得吃，就吃两口榆钱饭或者掉出来的煎饼渣凑合。六姐妹中的公方莲两天两夜没合眼，一个人硬是摊了160斤煎饼。

摊到最后，她累得头晕眼花，眼皮儿直打架，手落在了滚烫的鏊子上，立马烫出了水泡，她用凉水洗一把脸，又接着烙，一直坚持到任务完成。等煎饼运走了，但她却累倒了，也留下了永久的伤疤。

在孟良崮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六姐妹”还主动承担起了运送草料和弹药的任务。然而，当时为了躲避轰炸，乡亲们都躲到山沟里去了，敌人也早就把村里抢得空荡荡的，怎样才能凑足2500多公斤草料呢？

“六姐妹”翻过一道道山梁，走进一个个村庄，终于凑足了草料。而运送弹药时，一箱弹药要七八十公斤，一个人扛不动就两人抬，姑娘们就这样抬着箱子硬是翻越了10多公里山路，把弹药准时送到部队，战士们看到了感动得直掉眼泪。

沂蒙六姐妹雕像

据不完全统计，除了500多双军鞋，在解放战争期间，六姐妹共带领全村为部队烙煎饼15万斤，凑集军马草料3万斤，洗军衣8000多件。

六姐妹不仅付出了很多，也做出了巨大牺牲：随后方队伍转移时，杨桂英眼看着一颗炮弹落在了她大儿子的不远处，巨大的爆炸声当场就震聋了这个4岁孩子的耳朵，从而落下终身残疾；冀贞兰跟随部队转移时，老家年仅两岁的大儿子得了病，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与医治，最终夭折。

正是因为姑娘们做出了如此大的牺牲和贡献，所以当她们受邀前往蒙阴指挥部时，那里的首长才亲切地称呼她们“沂蒙六姐妹”，后来她们才知道，这位首长就是陈毅。

解放后，“沂蒙六姐妹”继续投入到了国家的建设中，而她们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情依然丝毫不减：1998年冬季征兵时节，六姐妹之一的伊廷珍风尘仆仆地领着两个孙子赶来报名。昔日，她坚决支持丈夫去当兵，后来又把儿子送往部队，然后又把两个孙子交给了军队。

如今，虽然祖秀莲和沂蒙六姐妹都已经去世，但她们所在的桃棵子村和烟庄村依然在红嫂精神的鼓舞下延续着爱国拥军、勤劳奋斗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