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拥故事会丨北京的“现代佘太君”，为国为民献出了多少亲人？

话说在北京密云区石城镇张家坟村的村头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醒目的花岗岩雕像。雕像是一位女性，她左手握着布鞋，右手提着针线筐，正眺望着远方。

英雄母亲邓玉芬雕塑

如果您问这里的村民她是谁，得到的回答肯定是：“她是现代的佘太君！他们全家就是当代的杨家将！”

佘太君？杨家将？一个农村的老太太一家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被人冠上这么响亮的名号呢？

日军入侵 誓不忘本

邓玉芬，最初只是旧中国成千上万穷苦农村妇女中的普通一员。她1891年出生在密云县水泉峪村，由于家里太穷，没成年就嫁到了邻村张家坟村，丈夫叫任宗武。

其实，婆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不仅没饭吃，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夫妻俩结婚后只能借住在亲戚家，靠种地主的几亩地勉强维持生活。

艰难的生活磨炼出了邓玉芬不怕穷苦、刚强不屈的性格。那时候，她的想法和很多中国传统妇女一样：“没事儿！只要多生几个娃、再勤快点儿，咱家总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

于是，年复一年，邓玉芬含辛茹苦地和丈夫共同生养了7个儿子。过去农村穷，男人就是劳动力，也是一家人在村子里立足的根基，眼瞅着家族日益壮大，日子就要好过一点了，然而突如其来的灾难却让邓玉芬美好的愿望彻底落了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两年后，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长城抗战最终以中国失利而告终。后来，密云县被分割为了三部分：古北口全部地区被日军占领；密云大部分地区与冀东其他21个县被划分为非武装区；而密云西北部的40多个村庄则被划定为伪“满洲国”，这40多个村庄中就有邓玉芬所在的张家坟村。

《塘沽协定》签订现场

为了防止老百姓接触抗日队伍，日军用刺刀强迫老百姓离开他们的家园，搬进了日本人设计的人圈。

原察哈尔省军区政治部警卫四团警卫员任连荣回忆说：“房子给你烧了，你没处住，种地把庄稼给你片了，不让你生活。那阵那会儿县政府区公所都在山里，这么着，说叫我们修部落，修那大院墙似的，石头垒的，把那人哪都圈在里头。”

为了糊口，邓玉芬不得不让三个稍大一点的儿子外出扛长活，夫妻俩则带着4个年幼的儿子搬到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

如果说生活的艰苦还可以忍受，但让邓玉芬不能忍的是：日军竟然还在精神上对他们洗脑，不允许他们用中国的年号，还必须让他们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强迫他们说日语、升日本国旗。

邓玉芬虽然没读过书，但她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和她一起生活了18年的孙子任连国总能回忆起幼年时奶奶对他说的话：“我也不知道啥叫祭祖，她就说不能忘了祖宗，意思就是你到时什么时候你别忘了你是猪头岭人，姓任的祖宗。”

邓玉芬

为了不忘本，每年的清明节邓玉芬都要带上儿子去祖坟祭祀逝去的亲人，并反复教育孩子们，不要忘记咱是中国人。

送儿去打仗 守好大后方

密云地处冀东、平北和平西的接合部，是战略反攻收复东北、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进基地，而它境内的雾灵山也能为开展游击战提供天然屏障。

1938年6月，宋时轮、邓华领导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经平北挺进冀东、开辟根据地，7月，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密云人民积极响应，密平蓟地区游击队迅速发展到了2000多人。

抗日暴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抗日政府还在各村办起了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对农村妇女开展扫除文盲和抗日爱国主义教育。

农忙之余，邓玉芬经常带着孩子参加学习，当时边区发给孩子们的课本都是用粗糙的草纸印刷的，但一点都不影响孩子们的喜爱。书本的第一课就是：我是中国人。

邓玉芬的儿子们在母亲和学习班的影响下，也都意识到了：只有拿起了枪杆子，乡亲们才有活路，日本人才会被赶走，国家才有独立富强之日。

也正是在识字班里，邓玉芬和八路军有了接触。

1940年6月的一天，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的同志来到了猪头岭宣传抗日，这是邓玉芬第一次见到八路军，密云区原党史办调研员林振洪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当时我们党做了很多的工作，在广大的农村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邓妈妈接受了这些思想，认为只有共产党、只有八路军才是老百姓的救星，才能够领导他们打败日本侵略者。”

不久，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的领导再一次来到猪头岭，这次他们要在当地组织游击队。

听到这个消息，邓玉芬彻夜难眠，她觉得应该为八路军做点什么了。那天夜里，她叫醒了丈夫：“他爸，打鬼子是咱自己的事儿，别人家都出钱出粮的，咱家也出不起，可也不能光眼瞅着啥都不干吧？所以我想着，要不把老大老二叫回来，让他们参军、打鬼子去！”

丈夫沉默了，他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知道家里本来就穷，一下子减少两个壮劳力，日子该怎么过呢？

这一点，邓玉芬当然也知道。但老婆能想通的事，他何尝不会想通？当天晚上，他就披上衣服，揣了口吃的，连夜出门找儿子去了。

一个月后，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成立，邓玉芬的大儿子永泉和二儿子永水都成了这支游击队的战士。

以邓玉芬为原型创作的评剧《母亲》

两个哥哥加入了游击队之后，在地主家做苦力的三儿子永兴实在忍受不了地主的欺负跑回了家。邓玉芬知道现在游击队正是缺人手的时候，就让他和哥哥一起去了白河游击队。

三个儿子在游击队中的表现非常积极，他们所在的队伍很快就升编为主力部队，从此以后，儿子们便很少回家，一直在到处作战。

邓玉芬不是不挂念儿子，家里也并非不困难，但她每次托人给儿子们带话，都是同一个意思：“儿啊，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去！”

当时举家抗日的不仅仅是邓玉芬一家，全村都掀起了参军抗战的热潮。很多家庭都生了好几个儿子，但只留下一个在家中赡养父母，其他几个都扛起枪做了八路军。仅仅是张家坟村，去当兵的男人就足有半个连之多。

邓玉芬自己也闲不住，她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活，带着几个年纪小的儿子去开荒种地，让丈夫腾出时间为八路军送子弹、背军粮、跑交通。

而邓玉芬的家更是成为八路军和伤员的经常住所，邓玉芬的孙子任良国说：“老得从她门口过来，顺梁下来，就一条道，顺着一道下来就直奔我们家了。上级下来那干部啥的都得到她那打唠，吃了饭再走，不吃饭她不让走。”

邓玉芬对待八路军战士像亲人，她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员喂汤喂水、接屎接尿，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密云区原党史办调研员林振洪说：“很多的伤员就是伤好以后回到部队就到处宣传说：这猪头岭上有一位咱们的妈妈，战士们一受了伤都愿意去，甚至远一点的也都愿意去猪头岭，就是邓妈妈照顾他们照顾的非常的好，像自己亲人一样来对待他们。”

为了帮助八路军伤员尽快恢复身体，邓玉芬即使自己挨饿，也要拿出家里寥寥可数的粮食，变着花样为伤员补充营养。伤员们痊愈离开她的家时，邓玉芬就像送儿子远征一样，把他们的衣服全部都洗好，一边千叮万嘱，一边将已经煮熟的鸡蛋塞进孩子们的衣兜之中。

邓玉芬知道，这些战士也是别人家的儿子、别人家的丈夫和父亲，但他们也都抛弃了小家，来到这里守护国土。照顾他们，是自己应该做的。

因此，自从八路军来了那天起，谁也说不清邓玉芬究竟迎来送走了多少八路军战士、养好了多少伤病员。但当地的八路军几乎人人都知道：猪头岭上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一位亲切慈祥的邓妈妈。

亲人接连去世 痛彻心扉

1941年秋，日军为了阻止八路军向伪满地区推进，开始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万人大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疯狂制造无人区。

邓玉芬的家就在无人区内，她知道敌人搞无人区就是要隔断老百姓和八路军的联系。她和一些乡亲们就躲进了深山里，坚持为八路军运送补给、保护受伤的战士。她还把丈夫和正在外面干活的老四和老五都喊了回来，参加村里的自卫队，坚持斗争。

1942年春，抗日根据地政府发出了回山搞春耕的号召，邓玉芬一家决定重返无人区搞春耕，准备边生产边与敌人进行斗争。

那是3月的一天，邓玉芬刚刚收拾好亲友们送来的农具和种子，将丈夫和两个儿子送回了山里。没想到几天之后噩耗传来：丈夫任宗武和两个儿子遇到了日军偷袭，丈夫和老五当场遇害，老四则被日本人抓走了！

一夜之间失去了两个至亲，老四也生死未卜，邓玉芬悲愤交加，几次哭到虚脱。如今，她身边只有两个小儿子了，亲友希望她和孩子们能留在山上，好歹还有乡亲们护着，可是邓玉芬不愿意：“走！跟娘回家种地！咱姓任的杀不绝，和他们拼到底！”

邓玉芬就这样带着孩子没日没夜地刨地和播种，她要把牺牲的丈夫、儿子的那份活儿干出来，要打出更多的粮食，养壮我们的战士，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然而，悲剧并没有就此停止：1942年秋，她的大儿子永泉在保卫盘山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第二年夏天，被抓走的四儿子永和受尽了严刑拷打，惨死在了鞍山监狱。那年秋天，二儿子永水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回家休养，但因为伤情恶化，家里又缺医少药，最终离开了人世。

短短3年，邓玉芬失去了丈夫和四个儿子，她的泪早就在坟前流干了。之后，她很少再笑，只是拼命地劳作，春播、秋收、做军鞋、照料伤员，凡是对抗日有益的事儿，她样样赶在前头，从早到晚从没有一刻闲下来。这时的她只有一个信念：只有抗战到底才对得起死去的亲人。

那时候，老三还在部队，而小六和小七就是邓玉芬的全部希望了，她期盼着两个儿子赶紧长大，接过父亲和哥哥们的枪杆子。

1944年春天，敌人再一次进山“扫荡”，这一“扫”就是七天七夜。乡亲们纷纷躲进深山，在逃亡的过程中，邓玉芬和小六走散了，她只好背着刚满七岁的小七和其他乡亲躲进了一个隐蔽的山洞，一藏就是好几天。

由于山洞里阴冷潮湿，小七当时还在生病，浑身大汗而且不停地咳嗽，因为病痛，他忍不住大哭起来。而当时搜山的日本人就在附近，如果哭声被听见，那对山洞里所有的乡亲们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情急之下，邓玉芬顾不了那么多了，她把心一狠，撕了一块破棉絮塞进了小七的嘴里，并且用手死死捂住了他的嘴。

日军的声音由远到近，又渐渐走远，邓玉芬这才放下了悬着的那颗心。然而，当她松开手后才发现，小七的脸已经憋成了深紫色，此时，他已经没有了哭的力气，只是用微弱的声音说：“妈妈，我好饿……”

邓玉芬多想冒死出去给儿子找点吃的啊！可这关系到乡亲们和八路军伤员的生死，她只期待着儿子可以再熬一熬……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小七——这个连大名都还没起的孩子，死在了妈妈的怀里，心碎的邓玉芬当场就哭晕了过去。

在儿子的坟前，邓玉芬跌跌撞撞地扑倒在地，哭喊着：儿啊，妈妈对不起你……

为光明而战 全家皆英雄

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再次咬牙挺住了，她把八路军当作了自己的孩子，唯一的愿望就是他们能早日把鬼子赶出中国。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密云人民也终于拨开云雾迎来了光明。

那一天，邓玉芬来到亲人坟前，眼含热泪对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说：“他爸，儿啊，你们可以放心睡了……鬼子被咱们打败了！咱们胜利了……！”

然而，正当大家为抗战的胜利欢欣鼓舞时，战火却再次燃起：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内战，邓玉芬多想能够过几天来之不易的太平日子，可是残酷的现实让这位母亲无法无动于衷，她又毅然决然地把六儿子永恩送到了县支队，并叮嘱道：“不要惦记家里，好好打仗，等立了功，再回来见妈！”

小六没有让妈妈失望：1947年8月，他在密云县河北庄战斗中立了功，受到嘉奖。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回去看一眼妈妈，就在一年后攻打黄婆子据点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到此时为止，邓玉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先后献出了8位亲人，这也是她被当地人誉为当代的佘太君的原因。

其实，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又何止邓玉芬一家？据统计，张家坟村所在的石城镇，光是有名有姓的抗日烈士就有近百名，而张家坟村又是其中烈士最多的地方。

无畏无私 当代佘太君

解放后，邓玉芬的三儿子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为母亲养老。

党和政府也没有忘记老人对革命做出的贡献，为了提高她的生活质量，政府专门为她在张家坟村里盖了两间瓦房，冬天为她送棉衣，夏天为她送单衣，即使在三年最困难时期，也保证她家有足够的细粮。

1961年春节，她还光荣出席了北京市烈军属代表大会，受到时任市委书记彭真等领导同志的接见。

这一切，使邓玉芬无比欣慰，但她又为自己给国家增添负担而感到不安。为此，她三次谢绝了县领导要把她家迁到平原富庶地区的好意。

她说：“政府对我那可是一百一，我很知足。眼下不缺吃不缺喝，怎能再给国家添麻烦？”

邓玉芬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当下和平、吃得饱、穿得暖的生活就是她最期待的幸福。

1970年除夕，邓玉芬因病去世，享年79岁。她走得很平静，就好像完成了一生的使命后，再也没有任何牵挂。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母亲，2012年，密云县委县政府在张家坟村修建了一个占地12.9亩的“英雄母亲邓玉芬”雕塑主题广场。

那尊由花岗岩雕成的塑像，目光柔和、又充满着期待地望向远方，之所以是这样的姿态，是因为邓玉芬曾经说过：“我死后，就把我埋在村口的路边，我要看着我的孩子们，等他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