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拥故事会丨觅孤坟，寻亲属——他们这样守护英烈

“当时我们听村民反映线索说这里埋葬着烈士，我们就来跟村民核实调查，由于烈士与实际姓名无法对应上，所以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就地维护、立了一个烈士碑。”

这段话来自于北京市延庆区民政局综合科科员闫永杰。而他描述的，就是自己当年在优抚科时从事的工作——寻找烈士墓，让所有的烈士“回家”。

这个工作怎么看都是一个相当吃力、又很难完成的工作，那么一个“85后”的小伙子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

科员跑外勤 翻山越岭寻烈士

如果您有机会看到闫永杰以前的照片，就会发现，这个生于1987年的小伙子当年也是一个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的人，但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他，估计要揉揉眼睛了：诶？怎么不到十年的时间，这小伙子就变得皮肤黝黑、手掌粗糙、甚至眼角都堆起了小碎褶儿呢？这哪儿像个“坐办公室”的啊？

闫永杰

没错，虽说闫永杰的名头是个事业单位的科员，但他的工作却要常年在深山老林里翻山越岭，风吹日晒、挨饿受冻那都是常事儿，衣服裤子蹭脏、刮破那也不稀罕。

其实，闫永杰一开始也没想到自己的工作会从一个大学生村官变成这个样子：“我原来是一名大学生村官，后来通过招录考的区民政局，当初分工时就把烈士保养这部分工作给了自己，最初接触这工作觉得就是每个月给烈士家属发发钱，帮助一些群众查查烈士牺牲在哪儿，哪年牺牲的，查查信息。这是最初的一个想法。”

工作内容之所以没有闫永杰想得那么简单，主要是因为他刚从村官岗位调到延庆区民政局的时候，就赶上了四海烈士陵园验收。

可能有些朋友知道：地处北京西北部的延庆区，曾经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因此，牺牲在延庆的烈士也有很多。但战乱期间，很多烈士的遗体往往都是被抗日群众就地掩埋，甚至连墓碑都不敢立，因此很多烈士的家属时至今日都不知道亲人葬身何处，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前，总会有些人把求助电话打到民政局，希望能帮助他们寻找烈士遗骨，并建立祭奠场所。

于是在2016年，延庆区民政局便开始对全区零散的烈士墓进行抢救性保护，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收集上来了172条线索。

最后一统计发现：在烈士陵园建成前，有80位无名烈士的遗骨散落在大胜岭、南湾、海字口等村的沟壑、山间，要是不保护起来，再过些年这些遗骨就可能都找不到了。

于是，闫永杰自此便踏上了漫漫寻“墓”之旅。然而，这可是一个难度值极高的任务。

咱刚才也说了，很多烈士没有墓碑，时间长了，周围的居民也就知道这里安葬着的是名烈士，但叫啥名，就很少有人能说出来了。您说，这不是大海捞针么？

但是闫永杰真就有股子“是根针也得在海里捞到”的决心。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一条线索都不能放过！只要上报信息中有烈士安葬地点，他都会作为“急先锋”跑去对烈士墓进行实地考察。

半个月里，他就跑遍了8个乡镇，调查了72座烈士墓。经常是早晨8点准时出门，下午5点还在山头上转悠。要知道，大部分烈士墓因为长久没人管理，基本都散葬在山沟里和道坎上，那儿可都是披荆斩棘才能找到的地方。

面对这样的苦差事，闫永杰却总是很乐观，人家说了：“这多锻炼身体啊，能为烈士做点事，我心里高兴。”

为了能对上烈士的姓名，他和同事们查档案、勤走访、翻看地方记载，总之就是把收集到的信息反复交叉对比。

付出终得偿 英雄有归宿

在收集来的172条线索中，有一条线索指向烈士刘文付，而找到刘文付的坟冢，可费了闫永杰不少力气。这里面又有多少故事呢？

抗战期间，刘文付在永宁镇营城村工作，大家都叫他“刘科员”。大约在1945年至1946年间，刘文付被敌人残忍杀害，头颅被悬挂在了永宁城门上。村里的老人说，村民们在安葬刘文付时，还将用面捏的“头颅”一起下葬，来告慰烈士英灵。

为了找到刘文付的墓，闫永杰在营城村留了下来，并不断地向村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求教。但由于年代久远，老人们众说纷纭，他们只依稀记得坟冢的大致方位。

后来，一位老人带着他们连翻了几座山，但由于地形变化太大，老人也找不到之前的位置了，闫永杰回忆说：“当时村里的向导带我们过去之后，自己基本上就是站在一个丛林中间，四周全是树林，估计让我当时再原路回去我也出不去，当时也寻找的挺累的，然后大概在中午有一两点了，因为也没有吃饭，然后大家找不着，就说先歇一会吧，歇一会再找。当时就是山上有一个挺平的、面积也挺大、应该是挺长时间风化了一个大圆包，我们当时就都坐上面歇着，歇了之后向导跟我说，你们先歇会，我再去周围看看，然后他又四周转了一圈之后，回来跟我们说：你坐那就是刘文付烈士那坟！当时我挺惊喜，但是也觉着挺惭愧的，觉得有点不尊敬了，但是也是无心的，确实是无心，因为我也不知道。”

真是没想到啊，烈士的墓竟然就这么找到了！可它确定就是刘文付烈士的墓吗？佐证很快就来了：在打开坟冢时，大家没有发现头骨，这应该就是最好的证明。

迁葬那天，天刚蒙蒙亮，闫永杰和施工队就动了身。到了坟冢旁，闫永杰边清理周围的杂物，边和烈士说：“给您搬个新家，那里风景好，战友多，睡着也舒服。”

逐字确认 英名永存

2017年8月，延庆区烈士纪念墙在八达岭烈士陵园落成，长6米、高3米，2165名烈士的名字整齐有序地排列在整面烈士墙上。

延庆区烈士纪念墙

建成后的第二天，闫永杰就搀着一位老妈妈来到烈士墙前。他帮老人找到了她父亲的名字，并献上了鲜花。老人站在烈士墙前深深地鞠躬，她说：“我的父亲牺牲在解放战争的战场，尸骨不知道安葬在哪里了，今天终于有个祭奠他老人家的地方了。”这句话，让闫永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多么有价值。

在那之前，延庆区记载的1618名烈士中，有的长眠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的迫于战争的紧急形势没有留下安葬的线索。于是，建一面烈士墙，镌刻上延庆籍和在延庆牺牲的烈士英名、让烈士魂归故里，便成了民政局和全区烈士家属最牵挂的事。

2017年3月，延庆区烈士纪念墙工程启动后，闫永杰工作起来就更“较真”了。当时，关于烈士的记载有两处来源，一是延庆区烈士英名录，二是全区22处烈士纪念设施中记载的烈士，这两个来源可能会有交叉，所以每名烈士都要逐一对照。而最难办的是八达岭烈士陵园里的三块纪念碑，由于碑身风化严重，有好多名字难以辨认。

小闫和优抚科的同事们冒着寒风，多次来到八达岭烈士陵园，拓印、手抄、利用光线变化，绞尽脑汁出新招，来辨别碑上的名字，遇到纪念碑最底部的一排名字，他们甚至要趴到地上才能看得到。遇到看不懂的繁体字，他们还要反复查字典。

这么拼，就是为了不落下一位烈士的名字，最终，他们整理出了970位烈士英名。最后，他们又将22处烈士纪念设施上的烈士英名和延庆区烈士英名录比对，总共整理出了2165位烈士的姓名。

如果您有机会翻看闫永杰和同事们整理的《延庆区散落烈士墓情况调查表》，就会发现，上面清晰地记载了每一条烈士线索和探访结果：

“尤配恒烈士，1918年出生，延庆小张家口村人，1947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生前职务为民政委员，牺牲地点：延庆县岔道，现墓碑安葬于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南自家坟地，由儿子尤库管理。”

“王占京烈士，1918年出生，延庆小张家口村人，1939年8月参加革命，1943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牺牲地点：延庆团山村，生前部队：平北分区十团，职务：战士。经实地查看核实，未能找到王占京烈士坟墓及尸骨。”

您看看，从个人信息到牺牲原因，从家属安置情况到是否迁入陵园，一桩桩一件件都清清楚楚地登记在册。

从2016年开始，每年清明节清晨，延庆区民政局都要分为4组奔赴全区22处烈士纪念设施，为烈士敬献花篮，扫墓、培土。

有的烈士墓位于人迹罕至的山坡上，闫永杰他们要抬着一米多高的花篮艰难前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之后，他们会为烈士墓填土、除草、静立默哀。闫永杰常跟人说：这些人牺牲时才20多岁，大多没有后人，咱们就是他们的亲人。

亲人最盼望的自然是团圆，这种寻常人家唾手可得的幸福，对于英烈的后人却无比奢侈。闫永杰知道，很多烈士的家人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他要抓紧一切时间、趁着烈士的亲人还在世，把烈士的安葬工作尽量做扎实，让烈士既能留下英名，又有可以回去的“家”。

魂归故里 巾帼守英烈

2019年，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了，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像闫永杰一样参与到了烈士英灵的守护工作中。

2022年3月，一个叫许德龙的老人来到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说想为自己的叔叔重新立碑。许德龙口中的叔叔叫许万荣，是延庆区本地人，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3月，在给部队送信途中，他遭遇土匪抢劫，在英勇反抗中惨遭杀害。后经政府部门调查，许万荣被害前悄悄销毁了那封信。

让人感慨的是：许万荣并不是许德龙的亲叔叔，而是许德龙母亲的前夫。许万荣牺牲后，母亲便改嫁给了同村另一户姓许的人家，这才生下了许德龙。

可即便如此，从许万荣牺牲后，母亲每年都会坚持为许万荣扫墓，并对儿子讲述许万荣的故事，母亲去世后，许德龙就接替母亲扫墓直到今天。然而，近些年，许德龙上了岁数，身体不如以前硬朗，上山扫墓一年比一年费力。他最担心的是，有一天自己走了，这烈士墓谁管？

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实地调查后，工作人员刘倩倩、张琦给许德龙带来一个消息：只要他同意，延庆区可以将烈士尸骨迁葬至陵园集中维护，不仅墓和碑都是新的，而且每年有更多人来祭奠。

起初，许德龙还有些犹豫，他并不知道烈士陵园环境怎么样。为了打消许德龙的顾虑，刘倩倩等人带着他来到四海烈士陵园。看到陵园松柏常青，环境整洁肃穆，许德龙稍稍放下了心。

刘倩倩还告诉他：“烈士墓在山上平时只有您祭奠，迁葬到陵园后则由国家统一管理，每年清明节，驻区部队、机关工作人员和学生等等，都会来给他们扫墓。”

这一席话，说到了许德龙心坎里。最后他决定：将守护烈士墓的接力棒交给更多的人，并在2022年清明节前完成了庄严肃穆的迁葬仪式。

这个故事，也是延庆退役军人事务局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工作人员知道，随着烈士们的直系亲属相继离世，只有将分散埋葬的烈士墓统一集中管理，才能让每一位烈士得到最好的照顾。

那么，那些没有亲属的烈士们呢？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延庆区建了一座烈士墙，上面的两千多名烈士中，还有一大部分烈士没有找到家属信息，为此，在2021年8月，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成立了“妫川巾帼英烈守护队”，工作的重心就是为烈士寻找亲人。

听“巾帼”这个名字您就知道，这支队伍全部由咱们女同胞组成，平均年龄只有30来岁，刚才咱们提到的刘倩倩就是其中的一员，她们几乎都参加过寻找并安葬烈士遗骨的工作，而接下来的任务却更加困难。

要知道，详实的信息是寻找烈士亲属的基础，但因为历史久远，知情人少，烈士人员数量又大，这让整理工作变得特别难。但这些女队员们知道：越是困难，越是说明这项工作迫在眉睫。毕竟时间拖得越长，信息就会越来越少。

于是，队员们纷纷入村走访，了解烈士信息，建立“一烈士一档案”，业余时间也没忘了收集线索。几年来，她们靠着细致入微、点点滴滴的搜寻，积累起了1623名烈士信息，丰富了烈士档案内容。刘倩倩说：“档案中多写一个字，烈士离家就能更近一步。”

带着这样的信念，队员们的每一份付出，每一点努力都心甘情愿，因为她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烈士和亲人团聚！

说起这项工作，队员夏霖有着切身的体会，她在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馆专门负责编研工作。阅读过大量史料，撰写、改编了十多篇平北抗战故事。为了核实一个时间、一处地点，经常要翻阅十多本书。

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英烈的第一手材料，她与曾经战斗在平北的老领导的后代、烈士家属联络、建立起“亲人般”的情谊：2020年4月，一位叫徐振田的老人看到公告，说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在征集国家级抗日英烈，于是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找到了夏霖。

原来，徐爷爷的父亲徐智甫就是牺牲在延庆的烈士，曾经担任过昌延联合县第一任的县委书记。所以为父亲申报第三批国家级抗日英烈，一直是徐爷爷的愿望。之所以找到夏霖，是因为知道她手里的资料最全、了解的情况最多，更有一股子“钻”劲儿。

最后，经过夏霖的材料整理、上报、审批，2020年公布的185位国家级抗日英烈中，徐智甫烈士成功入选。这之后，许多老前辈被夏霖的执著、认真感动了，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和历史资料。仅在2021年一年，她就获赠文物12件，资料10余份。

为了能够更加高效地搜集信息，“妫川巾帼英烈守护队”还搭建起了从“线下”到“线上”、从延庆“一点”扩展到全国“各面”的立体化的寻亲平台。不仅与周边赤城、怀来、宣化等城市形成了“烈士信息互通”网，更通过微信群与全国各地互通有无。

几年来，“妫川巾帼英烈守护队”一共为13名烈士找到了家人。而那些已经没有亲属或者暂未找到亲属的烈士们，则由守护队代为看护。

刚才咱说了，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有一座烈士陵园，安葬着584名烈士。2021年，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启动了维修保护工作，在此之前，“妫川巾帼英烈守护队”的副队长王娜就已经着手准备工作，已经把延庆的22处烈士纪念设施都走了一圈。

通过实地调研她发现，很多地方的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得并不规范，说白了——没有规矩，自然不成方圆，要想规范纪念设施，必须要先制定标准和政策。

于是在2020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就出台了具体方案，在分级管理、提质改造等方面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提供了政策保障。而这都是“妫川巾帼英烈守护队”队员们实地考察、一次次“趟”出来的成果。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烈士用滚烫的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对于他们最后的归宿，我们又怎能不以最温暖的爱与最强的责任感去守护呢？我想，这就是所有参与英烈守护事业的人们共同的心声吧。